2007年7月，《苦魂》从正式构思、实地体验已有四年，感到可以动笔写作了，虽然身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女儿家中，也忍不住在笔记本电脑上开始起草第一部《会稽耻》的序幕绍兴古街。9月，自己一人独自回国后又继续打磨。

 万事开头难。经数月反复咀嚼、品味，八千字的序幕终于成型，进入了周家台门和三味书屋。2007年12月底的一天，经过多年的“焖焐”，百万字的《苦魂三部曲》突然从我脑海中喷发出来，有点儿像火山爆发的势头，三部曲中的各种场景、氛围、细节，鲁迅和他周围人物的音容笑貌、行动举止，宛如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浮动。自己也好像走进了东昌坊口当年的古街、酒店、新台门的大院，和少年鲁迅以及他的父母、兄弟、亲戚、友人，生活在一起。我激动不已，恨不能一下子就把三部曲全都打入电脑。夜深躺在床上，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颇有点儿“君子好逑”“寤寐求之”的劲儿，但求的不是“窈窕淑女”，而是好书好文章。就在这天子夜时分，长期超负荷的心脏终于承受不住，突发瓣膜病，胸口憋闷，出现窒息，险些辞世。挚友刘纳女士在《谈唐弢老师，并谈开去》(《随笔》2010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说道：

现在，文学所一位退休研究员又在写《鲁迅传》。当他写至深夜心脏病发作被送到阜外医院抢救，他拒绝做瓣膜置换手术。他说：“我怕麻醉以后把《鲁迅传》的构思忘了。”鲁迅啊鲁迅，多少人“为伊消得人憔悴”！

听刘纳兄说：《随笔》的麦婵主编看到这处时，流泪了。

是的！刘纳说的绝对是真实的。《苦魂》就是我的命！病危时，心爱的女儿、外孙女都放得下，因为她们已经在美国定居，生活安定了。就是放不下《苦魂》！《苦魂》没有写出，死不瞑目！我跟来探视的朋友强忍眼泪说道：“倘若手术完成，从麻醉中醒来，《苦魂》的构思全忘了，还不如死了呢！《苦魂》是我生活的动力啊！”

张梦阳（摄于2006年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经过疗养，身体有所好转，又开始细磨《会稽耻》序幕绍兴古街，并打印成册。把这数个月才“磨”成的八千字，呈给已经半瘫十年的文学启蒙恩师韩少华老师指正。韩师抱病细读了，让他女儿、作家韩晓征传过一句话：“鲜活人生扑面而来。”

韩师的这一句评语鼓励我写下去，并成为《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全书的指针。

所谓“鲜活”与“干滞”是相反的。

“鲜”就是“新鲜”，“活”就是“活生生”。例如古街一节开头写阿Q抱的大公鸡“红冠金羽，洁净光亮，不住咕咕叫着，红黄羽毛的脖颈一探探的，瞪着金黄的圆眼睛向四围察看。”写周四七“右手捏着尺许长的潮烟管，左手拿了猫砦碗，唱起小调：‘我有一把苗叶刀，能水战，能火战，也能夜战……’”就是如此。

倘若删去这些“鲜活”的细节，只剩下干巴巴的事件叙述就会“干滞”，令人读不下去。

“鲜活”与“干滞”，是有无创作才能，对生活的观察、体验是否敏锐、细致、深入的试金石，也是文学创作的要领所在。

2010年4月7日凌晨，韩师因肺心病去世，享年76岁。下午5点，韩师母第一个电话告知我噩耗。我刚写完近三十万字的《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第一部《会稽耻》，准备请韩师过目指正，闻听此讯如五雷轰顶，目瞪口呆！稍定神后即嚎啕大哭，写了《哭韩师》，发表在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上。

长篇的创作，有如建筑师设计大楼，须出奇、创新，更要规整、严实。《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的三部书，都以序幕开端，又以尾声结束，是对称的，但不死板、呆滞，是圆润、自然的。《会稽耻》以“绍兴古街”开幕，周树人离国赴日闭幕；《野草梦》以“北京古城”启头，鲁迅在广州抒写《野草》题辞结尾；《怀霜夜》以“上海外滩”出景，萧红拜墓收束，富有诗性，引人玩味。

这部鲁迅传在全面、系统地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用细腻、凄美、诗性的文学笔调刻画出“近于真相”的既是稀有天才又是真实的人的鲁迅：有和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存在一些超乎常人的怪脾气和怪性格，但却具备着常人所没有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天才与文学天才；作为一位文学家，他又常出现平庸之人没有的激烈和偏至，而他说出的许多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却往往包含在这种“深刻的片面”中。

使读者在深沉、愉悦而又感伤的审美阅读中，比较全面、系统、真切地了解了鲁迅的著作及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周围人物的面目和心态，看到了“近于真相”的鲁迅。

而我一直以为，对氛围的酿造，正是对一个作家功底与天才的严峻考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每一传世之作，就是一个例证……至于我，在自己文学创作中所迷恋的，也正是一种境界；而若干年来所探求的，不过就是这种艺术的活质，以及这活质在作品中的渗透与融合。散文如二十五年前的《序曲》，四年前的《湘莲子与雪藕》，今年的《大弥撒之思》和《东单三条三十三号》，都在如此追求着。小说也莫不如此……

鲁迅传记学史的诸多实例充分证明：仅将鲁迅的有关史料作为长编详尽摆出，写成一本流水账，无论怎样齐全都不会写成功的。西方传记学的现代转折，也在于纠正了维多利亚时期传记那种因受考证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堆砌材料、繁征博引、篇幅冗长的弊病，要求传记作品“清晰简洁”，去掉所有多余的东西，而不遗漏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传主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和发展过程。西方最杰出的传记作家斯特拉屈在创作《维多利亚女王传》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一反以往传记作品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弊病，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把高高在上、凛凛不可侵犯而又有七情六欲的女王，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来写。用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描述女王性格的形成过程，又用其余篇幅反映传主性格形成后的活动情况。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的事件上，由此征服材料，把各种材料融汇成易于被读者接受的形式，熔铸成了给人以强烈印象又和谐统一的文本。从鲁迅传记学史上也可以寻出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林辰先生说过：“研究一个伟大的人物，有些人往往只从他的学问、道德、事业等大处上着眼，而轻轻放过了他的较为隐晦、较为细微的许多地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在研究上，一篇峨冠博带的文章，有时会不及几行书信、半页日记的重要；慷慨悲歌，也许反不如灯前絮语，更足以显示一个人的真面目、真精神。因此，我们在知道了鲁迅先生在思想、文艺、民族解放事业上的种种大功业之外，还须研究其他素不为人注意的一些事迹。必须这样，然后才能从人的鲁迅的身上去作具体深入的了解。”曹聚仁先生非常赞扬林辰先生的这个见解，特地在《鲁迅评传》中加以引述，并概括为“观人于微”四字，其义就是强调要注意发现那些内在的反映传主性格特征的细微处，予以凸现，不要仅把眼光放在那些外在的表面轰轰烈烈却不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现象上。细读唐弢先生未完成的鲁迅传第一、二章，就会感到他正是深悟此理并刻意去做的，然而有些年轻的作者则尚未悟出此道而仅在贪大求长，不注意把握和刻划鲁迅的性格。                                         

而要在鲁迅传记写作中做到取材适宜，成功地把握和刻划鲁迅的性格，凸现鲁迅思想、作品的精髓，就须努力站到理论的制高点上，将鲁迅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尽览眼底、囊括胸中，磨砺出一种锐利的穿透力和巨大的整合力，从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凝聚点上淘洗、冶炼史料。既不能离得过近，将目光沾滞在眼前琐事上，使得笔力分散，缺乏概括力；又不可悬得过高，看不见那些典型的事例，使得笔下过虚，空泛无力。譬如看一只大象，离得太近了，可能只看到一只腿，甚至厚皮皱折中的蚤子；离得太远了，又会看不清，或者只看到一个黑点。

还须进行精心的艺术构思，建构起新颖独到的艺术框架和委婉多致的抒写路径，将观察、思考的结晶提炼、熔铸成精美、和谐的文体。

另外，还须讲究笔调，锤炼语言，叙述、议论、抒情搭配得当，传主的称谓最好是“鲁迅”，特别是发表《狂人日记》之后更是这样称谓为好。

唐代卢延让有诗云：“吟安一个字，捻断三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道尽创作精美文字的苦与难。

（唐·卢延让，生卒不详，五律《苦吟》为传名作）

张梦阳，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1945年3月13日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1958年至1964年在北京二中学习六年，亲炙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先生的精心教诲，打下了文学构思和谋篇修辞的基本功。196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后即遇“文革”，失去在课堂上学习的机会。1968年大悟，摒斥一切活动，埋头自学。重读了《红楼梦》等中国四大名著，设法借到《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长篇小说名著细读，同时阅读了《资治通鉴》《国语》等中国古代史书与黑格尔《逻辑学》等经典哲学书籍，写了近千张读书卡片，并自修了英文。这段逆境中的自修，对一生的研究与写作起到了重要的修炼作用。1972年毕业分配，因母亲去世，家庭困难，滞留，1973年改派到河北省香河县，先到村办小学的“戴帽高中班”教语文，后到国办高中任教。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研究鲁迅，致力写作。为叙事抒情长诗《谒无名思想家墓》和多卷长篇小说《心海苍茫》的创作积累了生活原始资料，反思人生，省悟哲理，从思想深处开始有了质的变化。1978年上调河北廊坊地区教育学院做建院筹备工作。1979年10月，在林非、刘再复等先生大力提拔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专事鲁迅研究工作，至今已经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