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四”运动的同龄人、著名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于2017年9月28日在沪辞世。他用一生所诠释的“文学是人学”影响了几代文学从业者。1991年4月，钱谷融受胡家才教授之邀，来到原平顶山师专进行了为期3天的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后来因学校升本、校址搬迁等原因，钱先生在平顶山师专的很多活动资料都已丢失。几尽搜集，我们才找到了胡家才教授所写的关于钱先生的文章以及保存的几张照片。此文经胡教授授权发布，是以祭情、缅怀！

与钱谷融先生的神交与拜识，是我这平凡的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我对社会、人生、文艺的许多看法，都受了钱先生很大的影响。师恩难忘，我一直想把这写下来，但“观于沧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然情之所钟，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我与钱先生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因为对文艺的感情、理解相通而开始思想交往的。准确地说不能算交往，只是我个人单方面的感服。

  人类的饥劳哀乐孕育了文艺，而文艺又是人生诸多辛酸哀怨的最好慰藉。生活一旦有了音乐歌唱的伴奏，就是苦难，似乎也有了价值和意义。

  文艺本来就是抚慰人的情感的，它的本性就是审美。但不料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上逐步确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文学的审美性便慢慢被削弱，以至逐渐失去了自我而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形式或工具，于是文艺被异化了。这时阶级性似乎成了人唯一的属性，人与人之间除了阶级关系之外，好像再没有其他关系，视人性、人情为大敌。这种情况，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未能完全改变。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感慨地说：“一个人道主义，一个民主，一个自由，就每每令人闻之色变。我写了篇散文叫《人的价值》，在《四川文学》发表了，等到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却成了《铁骨铮铮》，‘人’没有了，人的价值自然也无从谈起。十亿人的大国没有‘人’”，这岂不成了笑谈。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便失去了应有的魅力，文学这个自古以来作为慰藉人类现实痛苦的理想的精神家园，现在却变得比人生更加沉重。

  人的感情的饥渴，有时比物质的匮乏更折磨人，人对情感的需求，往往更强烈、更执着、更大胆。禁止行为容易，禁止思想难；改变理性容易，改变情感难。现实对人禁锢得越严酷，人就越是渴望逃往艺术之乡，人与人之间也就更加珍视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相知。60年代初，在视人性、人情为大敌，在文学逐渐失去审美属性而变成了政治的仆从的背景下，我读到了钱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谈》和《论“文学是人学”》等一系列论著。

在文学评论写得像大字报一样的年代里，钱谷融先生的文学评论，因为摆脱了官样文章的写法，出自肺腑，直抒胸臆，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情感真实，因而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在《＜雷雨＞人物谈》中，钱先生不但敢从当时人们非常忌讳的人性、人情的角度，深入作品世界，在“同情”“欣赏”中去细致入微地分析人物，而且那批评，不仅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审美的创造；不仅是一种理智的评论，也是一种审美的判断；不仅是一种批评的科学，也是一种批评的艺术，完全堪称为《雷雨》研究的杰作。读这样的评论，不但能帮助读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且阅读本身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在文学理论方面，钱先生始终紧紧围绕着“人”来建构他的理论。文学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只要紧紧围绕着活生生的“人”，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某些违背情的所谓“理”和教条出发去理解文学，就能透过复杂的文学现象把握到文学的本质。人是复杂的，又是单一的，是变动着的杂多的统一。杂多是现象，统一是本质，文学也是这样。可悲的是人在认识事物和现象的时候，常常要人为地有许多规定和禁忌，于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致闹出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

   1957年的夏天是一个惊风骇浪的季节，一向只爱看书而不喜动笔的钱先生，由于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的敦促，写出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论文。文章说，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对待人的看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的部分。离开了人，那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文章最后，钱先生呼吁说：“记住文学是‘人学’，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都可以避免了。”文艺的实际不幸被钱先生言中了，此后文艺的遭遇和钱先生的遭遇，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对人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解造成的。

   由于这篇文章，钱先生遭到了几乎是全国范围的批判，也由于全国范围的批判，使“文学是人学”这个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命题，逐渐成了整个文艺界理解文学的一把总钥匙。思想学术问题一旦失去了自由讨论的空气，真理发展的道路就会变得更加艰难，而且经常是在被错误地批判，围剿中慢慢完善自己，扩大自己阵地的。这中间要有多少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乃至生命。历来在“道”与“势”的较量中，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幸运的是钱先生在有生之年，就看到他的“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取得了整个文艺界的共识。

   凡经历过1957年那场政治暴风雨洗礼过的人，谁都知道那场暴风雨的分量，很少有人能够顶住那种重压而不迷惑地做出自我批判的。1957年2月8日，钱先生写出了《论“文学是人学”》，此后便是8个多月的“惊风乱飐山芙蓉水，密语斜侵薜荔墙”的岁月。文章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并出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10月26日，钱先生也不得不写出了“自我批评提纲”，题目是《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当时的想法》。但从内容上看全是为了自己的观点辩解，文中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在当时那非常的时期，这该需要怎样的胆识和勇气啊！

    这8个多月不是抽象的时间概念，而是充满了具体的触及灵魂，有时也会触及皮肉的无数次的批判运动。在严酷的环境中，敢于坚持某种信念，不只是真理的力量，也包含有人格闪光。在文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钱先生可以欣慰地在“丛中笑”了。文学问题千头万绪，抓住了“人”就抓住了总纲，但是人是说不尽的，于是文学问题也就历久而弥新。80年代以后，钱先生的研究生李劼又继承了先生的研究，写出了《文学是人学新论》的专著，对“文学是人学”的问题、从世界文学的发展史上进行了考察。最后归纳说：“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不仅过去是文学，现在是人学，将来永远是文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只是深化了文学的人文主旨，丰富了文学的人学内容，而绝对不会使文学丧失人学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差不多都在围绕着怎样才能使文学更好地成为人学做文章。文学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人对人性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和水平。钱先生关于“文学是人学”这个文艺理论的最基本的命题所做的艰难的开创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感情是艺术的内在标志，形象是艺术的外在标志，而情感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做作的，因而从事文学事业的人必须真诚，必须要有博大、深厚的爱心，要有崇高的审美理想，否则就不能把人提升到一种超越现实苦难而对人生进行终极关怀，虽“身在尘世而心游圣境”的境界。钱先生由于对文艺爱的深，追求的执着，由于他把文艺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因而精神的聚焦，常常使他对文艺有一种洞彻的见解，而且是那样的专精致诚、念兹在兹，虽百折而不挠。他引清人焦循的话来解释文艺的特点：“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他认为，在艺术中思想就是感情的升华与结晶，而感情，则就是渗透灵魂的思想。文学中的思想如果离开了情感，就会是苍白无力的，他只能融化在情感中才能对艺术产生有益的影响。艺术中的情感不但要表现得“微妙”，还要有“事外远致”这样才能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钱先生对文艺的这些见解不但深深地植根于自己人生的审美经验中，因而不自觉地变成了他审视文艺的一种眼光，而且还敢于真诚地坚持表现，从而使他在对文艺的评论中，能有一种透彻的见解和一以贯之的精神。

    打开钱先生《文学的魅力》一书，丛1954年到1984年这30年间的40来篇文章中，时代的烙印和局限，几乎没能对他发生什么作用。任何经历过这30多年风云变幻的人，谁能不在自己的言行中留下一些翻云覆雨的记忆呢？这足可见先生的为人。他的研究生说钱先生“所看重的人是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他不重功名，但也不喜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把治学和做人，把文学上的修行与人的修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竭力使心、言、行三者能够保持一致，不做违心之论。这是何等的难得可贵，该需要怎样一种识见和襟怀啊！时能知足心多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人只有达到“不须外”的地步，才能够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但那是很高的境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有文章说先生“身体力行的‘文学是人学’比写在纸上的论著更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

从1961年算起，与钱先生神交30年，不曾通过信，不曾见过面，连照片也未见过。我只能依据先生的著作在脑子中塑造着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印象中，钱先生与宗白华先生相像，属于同调，都非常注重真善美的统一，注重人生的审美。在社会的阶级和阶层中，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它所有的只是知识和思想。知识和思想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系统，要求超越，要求具有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但知识和思想不能直接解决生计问题，这就常常造成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高度一元化的权力格局，士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以一种政治文化为主干和灵魂的文化。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教育代替了科举考试，使知识分子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和信仰选择成为了可能。此后，知识分子治学的道路便有了一定的分化，有以政治文化为主干和灵魂的，有以非意识形态的科技文化为主的，也有以审美文化为主的。这种分化到了19世纪末叶以后又开始走向更高的综合。现代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专业，还要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意义保持一种终极的关切，以各自的专业为基础和核心，实现广泛的横向联系，以“悟道”为最高的境界。

钱先生就属于这样的现代知识的知识分子。他是以审美文化为基础和核心，去体悟自然、社会和人生之道，去实现他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他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不止是文学理论的命题，也包含着他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他不但重视文艺的审美，也特别看重人生的审美。美就是由真和善所决定的人的情感态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艺术和人生中，钱先生特别强调真和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强调客观生活方面的真实与主观情感方面的真诚要高度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去实现对人的灵魂的提升与净化。人如果有了这种精神，就不会“枉道而从事、曲学以阿世”。他不但重视内容，也很看中重仪容风度。仪容风度虽是形式，但优雅的仪容风度也是一个人学识、尊严、修养的表现和象征。钱先生经常提醒他的学生“不要失态”、“走路要气宇轩昂”。先生的“人学”理论不只是贯穿在文学中，更表现在广阔的社会人生中。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研究生们都特别注重做文与做人的统一，注重宏扬人文主义的崇高精神

随着对钱先生了解的深入，我便越来越私心向往之。从60年代以来，我便在心里把自己当做先生的私淑弟子，我越来越渴望了解和见到钱先生。1990年3月底，在广东省第二届比较文学年会上，我遇到在暨南大学任教的钱先生的研究生殷国明。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晚上，在暨大临湖的一个小酒馆里，我们一起坐了很久。钱先生擅长带研究生我是早有耳闻，因此谈话的内容便主要是先生的治学、为人和怎样带研究生。在我印象里，先生的研究生都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他们都大胆的褒贬社会人生，任达不拘，无所顾忌。但一谈到钱先生，殷国明便不由产生一种恩同父母的敬重之情，倘不是一种人格的召唤，很难使现代的年轻人如此的感恩图报。先生为人治学强调认真严谨和诚心诚意，学术上强调独创与宽容。对研究生他循循善诱，不愤不启，注重研究生的学术个性，因而他带出来的研究生都能成材。此外，先生的师徒之情，也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李劼在《我眼里的钱先生》中说：“师生之间，先生是个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的老师。比如学生分配，他总是很放在心上，竭尽全力安排好学生的出路。如今研究生毕业能混个像样点的饭碗很不容易，但钱门学生迄今为止都还分得比较如意，这与先生的操心是分不开的。当然，在学生为先生做点什么时，先生也很动情。记得他不久前广州、香港之行结束后回来，相当动容地对我说殷国明如何热情地在广州接待他，言情之间，十分感激。”这样的师生之情怎能不让人终生感念呢！

30年的神交和期待，但始终不敢奢望的拜识钱先生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991年4月，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10周年，《鲁迅和鲁迅精神》学术研讨会将在河南郑州举行。听说钱先生可能要参加这个会，我便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在60年代读到的研究鲁迅的论述中，钱先生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的评论多是思想评价，很少有精辟的艺术分析。先生对鲁迅杂文艺术精辟的分析和归纳，引起了我对鲁迅先生浓厚的学习学习兴趣，我多想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

4月16日晨，在郑州中州宾馆的餐厅里，一位头戴银灰色的针织田园帽，身穿灰色毛料风衣，结着领带，慈眉善目，神态雍容端详的老人一下子吸引了我，凭自觉，我判定是钱先生，找人打听，果然不错。我默默地注视着，不敢贸然去打扰先生。上午开幕式，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林默涵、于友先、周海婴、陈涌、陈漱渝等，先生也就坐在主席台上。开幕式后便开始发言，轮到先生的时候。他没带片纸只字，侃侃而谈，从鲁迅与普希金的比较谈起，接着把鲁迅及其著作放到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在与一些作家的比较中，对鲁迅先生的精神作出了“革命的爱国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归纳。最后在与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莫泊桑、契诃夫的比较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精神和成就。由于先生有比较广阔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背景作参照,所以能高屋建瓴地对鲁迅作出中肯的分析和评价。先生几十分钟的发言,大处落墨，开心见诚，没有任何不痛不痒的泛泛之谈和言不由衷的大话套话，学识与人格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16日晚,我通过郑州大学鲁枢元教授的引见,想拜识先生并邀请先生讲学。鲁教授说先生是个散谈的人,年事已高,很少到外面讲学了，见见面可以，但不要提讲学。在钱先生的房间里，鲁教授介绍完之后便离开了。开始我有些拘束，但见钱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和真诚，便慢慢消除了初见名人时的紧张心理。我是相信“心灵感应”的，30年的神交，一下子是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效应的。在短短的几十分钟的交谈中，彼此似乎都感受到了语言之外的更多的东西。我没加思索地邀请先生讲学，先生似乎也没加思索的就爽快答应 了，并邀请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陈永志教授一同前往。

1991年4月19 日傍晚，我陪同钱先生，陈教授驱车来到河南平顶山，安排住在华宝宾馆。20 日到平顶山师专讲学，21日游白龟山水库，22日上午继续讲学，下午座谈。两个上午的讲学和一个下午的座谈，下午的座谈，先生仍不曾带片纸只字，然而因为文学的问题对先生来说不只是外在的理论，而是融化在他一生的文学实践的经验和体验之中，因而先生几乎是不加思索地、滔滔不绝地讲了的两个上午，300 多人的合堂教室座无虚席，师生全被先生的“文学的魅力”所征服，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整个合堂教室沉浸在一种迷狂的气氛中。图书馆中先生的著作《文学的魅力》一书在学生中争相传阅，一下子掀起了一个文学的热潮。

陈永志教授也是钱先生的学生，他介绍说，钱先生可贵的不仅是他的学识，他的为人更值得人敬慕。无论在任何境遇下，他都能处之泰然。57 年以来的批判，他不惊，此后由此而带来的荣誉，他也不为所动。先生说自己是“遗落世事，淡于名利”的，那是一种饱经沧桑之后的更高的人生境界。吉凶倚伏，幽微难明。常人以顺境为乐，智者则把逆境当乐境。常人忧乐以情，智者则优乐以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随量进，量由识长”。一个人有了充实的德识，就会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升沉荣辱，而不会汲汲与戚戚。

4月23日上午，钱先生离开平顶山,我们送他到洛阳，途中游了风穴寺，晚住洛阳师专。4月24日送先生到郑州，晚乘火车离郑返沪。一周的相聚补偿了我30年的渴望，也留下了无尽的回忆。我是从先生的著作中了解先生的，现在又从先生身上深感先生人过其书。“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于竹帛金石，可传于人者，其粗也。”学问若能以人格为本，真正成为“心灾的事业”，那就会使“立言”更蕴藉，更耐品味，更有价值。我一直把先生的《文学的魅力》当作《歇德谈话录》《罗丹艺术论》和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玫瑰》一类著作来读。每间隔一段时间去读，就会在不同的知识背景下，不断发现新的东西，有新的认识和体会。先生对文学的论述，比许多文学理论教科书更切合文学的实际，因而更让人感到可亲可信。从生活、人、文艺实际出发去谈文学，还是从概念、原理、教条出发去谈文学，二者的生命力和效用是很不相同的，一则受时代的局限小一些，超越的东西多一些；一则时过境迁便要不断做出修正。

  与钱先生分别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我时时在想念先生，不断与家人、朋友深情地谈到他，但我很少向先生写信问候，只认真地写过一次信。这与我的天性有关，也有我的私衷。我一生怕欠别人的人情，处怨易，处恩难，怨易忍，恩难报。有恩而不报，寝食都会不安的。再就是我的怯生心理，我从小就连父母也是怯生的，对我所敬仰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三是我知道先生是淡泊、宁静的人，深怕打扰了他。另外我生性驽钝，无以向先生汇报。我只有把这些作为动力，努力耕耘。既为先生的私淑弟子，争取勿忝在相知之列而辱没先生。

——选自胡家才:《文化与人生》，香港华文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一九九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