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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声音 | 贺绍俊:从语言通往哲学——重读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

发布时间:2022-02-03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贺绍俊   浏览次数:

毫无疑问,人类是有了语言之后,才有了文学。语言就像是文学赖以生存的大气层,文学是在语言这个宽广的大气层下才活成了一个生命旺盛的大世界。作家重视语言,因为这是他进行写作的工具。但我在这里并不讨论作家是如何使用语言的,而是讨论语言作为一种素材是如何在作家手上得到神奇的运用的。

作家往往会注意语言的运用,但不太会注意到语言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素材,因为语言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自然也会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途径。韩少功就非常注重语言这一素材的运用。在1980年代初期写的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中,以一个聋哑人作为主人公,他不能感知语言,但为人善良,充满正义感。他的哥哥不是聋哑人,又很聪明。但他在品德上远远比不上他的聋哑弟弟。在韩少功的叙述中,我们似乎体悟到这样一层逻辑关系,聋哑人虽然不能感知语言这是最大的欠缺,但也因此使他不会受到恶毒语言的毒害,从而保持着心地的纯洁。韩少功后来又写了中篇小说《爸爸爸》,这篇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其主题也与语言有很大的关系。那位被解读为是存活在文化之外的人物丙崽,他的愚昧突出表现为他不能理解语言的意义,所以他只会说“爸爸爸”和“×妈妈”这两句话。《马桥词典》则是韩少功在语言思维上最集中的一次表现。作者通过115个方言词条的罗列,建构起一个“全息化”的马桥世界,词条所述内容涵盖了马桥的文化和历史,而马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被浓缩在115个语言词汇里。在这部小说里,韩少功的语言思维已经向哲学的中心靠近。韩少功在小说后记中提到一个“共同的语言”的问题,他认为这只能“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他更担心的是因为交流而造成的“互相抵销,互相磨灭”。显然他是主张保持语言的差异性,以及语言的差异性所形成的世界的多样性和多极性。他甚至说:“每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词典”。

讨论到小说中对语言的哲学思考,不能不提到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

一位作家能对语言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显然可以认为这位作家是偏向于思想型的作家。东西的小说看上去更注重故事性和情节化,他的写实能力和虚构能力都很强,我们读他的小说很容易会被其故事性所吸引,并沉湎于他所讲述的故事氛围中,从而对小说的思想深度不再去追究。事实上,东西也是一位很在乎思想性的作家,不过他在小说写作中不刻意彰显其思想性,而是将其隐藏在故事和情节之中。《没有语言的生活》就是这样一篇作品,通篇几乎都是记述事件和人物的文字,看不到一点点思想的痕迹,仿佛就是纯粹在讲三个身体感官不健全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后的遭遇。但是,小说的题目泄露出了内藏的思想,它提示读者,这是一篇关于语言的小说。

这篇小说的设计非常有特点,他把三个不正常的人组成了一个家庭,一个哑巴、一个聋人、一个瞎子。他曾在一次演讲中介绍了这篇小说的构思过程。他说他读到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很欣赏韩少功将哑巴作为主人公的构思。他又读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对史铁生将瞎子刻画得惟妙惟肖非常佩服。他从这两篇小说中受到启发,觉得通过对身体残疾者的书写,可以表达很多平时难以充分表达的思想。他当时幽默地说,“可是韩少功已经写了哑巴,史铁生已经写了瞎子,我再写就是重复他们了,干脆,我不单写一个残疾人,就把三个残疾人写在一篇小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从东西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特别爱学习的作家,他在学习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卑之心,无论是经典,还是当下的作品,他都愿意从中吸取智慧。当然,将瞎子、聋子和哑巴这三个不同的残疾者集中到一篇小说中来写,最初可能是出于达到戏剧化和夸张性效果的考虑,这对于作家来说同样是一种挑战,想象他们在一起如何生活才既合乎情理逻辑,又充分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残疾所造成的生活不便,东西凭借其虚构能力和想象力将情节编织得既意外丛丛,又如行云流水。但东西并没有陶醉于故事的奇崛,事实上,在构思之初他就已经将对于语言的思考嵌入人物设计之中。三个残疾者,并非完全的先天性残疾,因此他们都与语言曾经有过顺畅的联系。父亲王老炳本来是一个健全人,却在山坡割草时不小心捅了马蜂窝,眼睛被马蜂蜇瞎了。儿子王家宽看来也是后天耳聋的,因此他熟练掌握了语言,即使听不见别人说话,但他仍能用明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王家宽的媳妇蔡玉珍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她能够听得懂别人说的话,她在语言接受上没有障碍。这也就意味着,这三位残疾者曾经也是健全人,也是能够用语言与人们进行交流的。而东西设计了这三位在语言上出现了障碍的人,他们将面对一种“没有语言的生活”。

没有语言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毋庸置疑的。小说详细写到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后来这三个人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发现相互之间可以利用各自在语言交流上仍保存的一些功能,如瞎子能听得懂别人说的话,聋子能够明晰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哑巴能够看见说话人的举动,他们把各自的功能发挥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勉强能够应对来自外界的麻烦。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居然也能生活下去。但是最大的麻烦是来自社会,村里人并不接纳他们,而且还要看他们的笑话,更可怕的是,人们不是同情他们,而是欺负他们,甚至还要给他们施加祸害。当然这里可以看出东西是对社会有所批判的,批判了现实中的人性之恶,我觉得大多数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都是从这方面去阐释的。尽管这些阐释很有必要,但我觉得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远不止于此,还应该进行深入的开掘,给以充分的阐释。比如说,这篇小说的标题是“没有语言的生活”,关于“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值得阐释的点。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东西,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让哲学家充满兴趣又争论不休的命题。东西的这篇小说就涉及到这个哲学命题。有人可能觉得东西写这篇小说就是在反映农村的现实,并不是要思考哲学问题,这样去阐释小说是一种对小说的过度阐释。如果说是过度阐释,难道过度阐释就那么可怕吗?过度阐释不过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深度内涵的一种开掘,是批评家对小说家所提供的思想进行一次思考的延伸。其实我觉得现代的理论往往是通过批评建立起来的,西方很多理论家、思想家就是对具体的作品进行批评,然后逐渐建构起自己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家和思想家对于作品的批评也许就存在着过度阐释的行为。正是这一缘故,我丝毫不担心我对《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解读存在着过度阐释,我只是觉得,这篇作品的更加深刻的内涵被包裹在一个硬壳里,我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敲开这个硬壳。这个硬壳是由一个非常精彩也具有强大现实性的故事所组成,这个硬壳让我们在其外表去研究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但我们应该知道,东西讲述了一个非常新鲜的故事,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故事,这是由他看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去探寻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而这个看世界的方式便是硬壳里面所包含的内涵。

东西看世界有一个特点,他偏爱于看到那些非正常的人和事,这并不稀奇,作家大概都会有这种偏爱。但东西还要在非正常中看到恒常的东西。这是我们理解《没有语言的生活》中那个“硬壳”的关键。东西首先是对三个残疾者的“非正常”感兴趣,进而他从这三个残疾者的“非正常”中看到了一种恒常的东西,这种恒常的东西就是“语言”。也就是说,几个残疾者虽然丧失的功能不一样,有的是看不见,有的是听不见,有的是不能说话,但他们的问题都会归结到“语言”上来,他们只有依赖语言才能保持与社会的交流。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东西在写这篇小说时所思考的核心。有意思的是,语言自现代思想以来就成为了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点,比方说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重要的分支,可以说现代主义和语言哲学是密不可分的,一些重要的现代思想家都对语言作出了新的阐释,比如海德格尔说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过去我们说哲学是对世界的看法,所以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但海德格尔的论断则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因为语言只有人类才有,语言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当然我们阅读东西的这篇小说不必从现代思想中寻找依据,但应该承认,东西讲述的这个故事,说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失去了语言能力,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还不仅仅是生活上的不方便,而且还使得人性发生变异。可以说这篇小说触及到这样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语言创造了人类文明,但语言又在伤害人性。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子里的故事,正常的人构成了村子这样一个小社会,他们有着强大的语言,但他们用语言欺负没有语言的家庭,这个家庭是没有语言的。但在没有语言的家庭里,三个残疾者却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因为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他们人性的内在善良被充分调动起来,使他们相互帮衬,相互体贴。但是这种和谐仅仅发生在他们家庭内部,走出家庭,他们在村子里却要遭受欺负,这也就意味着,在有语言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法存活下去。小说详细写到了这一情景。同时故事还在继续发展,东西写这个家庭的几个人在村子里面没法生活,只好过河去在一个小岛上独自生活,与村子的人不相来往,这一段情节很有象征意义,这意味着他们过河以后想建造一个没有语言的乌托邦。这个没有语言的乌托邦似乎让这个残疾人家庭能够摆脱外来的伤害。小说通过中医郎中刘顺昌站在河岸边一直注视他们一天的生活来表现这一层意思,刘顺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像看无声的电影,也仿佛是自己的耳朵失灵。没了声音,他们就像阴间的人,或画在纸上的人。”但刘顺昌看来看去,最终觉得“他们看上去很幸福”。这是一个语言世界的人对他们的判断。但他们的幸福却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因为村子里的人还可以涉河过来继续侵犯他们。有人黑夜里过河来强奸了蔡玉珍。这个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无非就是仗着他们的“没有语言”。这说明,在一个被语言重重包围的环境下,一个没有语言的乌托邦是多么的脆弱。小说中有一系列象征意象,这些象征意象都指向同一个象征体:语言。如毛笔。哑巴蔡玉珍来到村子卖的是毛笔,她想靠卖毛笔挣钱维生。毛笔是什么?是书写语言的工具。又如瓷器。王老炳决定过河去在祖坟的地基上盖屋,刨开坟墓,坟墓里陪葬的两件瓷器却不见了,诡异的是,搬家时,王家宽在父亲的床下发现了这两件精美的瓷器,王老炳高兴地抱着两件瓷器端坐在阳光下看着来来往往搬家的人。不妨将这两件精美瓷器看成是文明的象征,它是语言的结晶,它是一种恒常的存在,祖先虽然早已死去,但陪伴他的瓷器凝聚着文明,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穿越于生死两界。由此也说明语言的强大掌控力。王老炳一家虽然受语言的欺负,他们要逃避语言世界,但他们内心又臣服于语言,希望语言能眷顾他们。小说的结尾将这一层意思阐释得更明白。这个没有语言的家庭生下一个孩子,爷爷给他的孙子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王胜利”,言外之意,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因为他们的孩子不聋不哑,能够说话,他们从此也拥有了语言。显然他们虽然被语言所伤害,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伤害他们的是语言,他们还认为语言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语言看成是他们的胜利。当然他们还有一个潜意识,就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希望拥有语言的孩子今后能够帮助他们打败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王老炳遐想着孩子长大了,“再也不会有什么难处,能战胜一切,能打败这个世界。”怎样才能打败这个世界呢?他们想到的武器仍然是语言,这是不是具有强大的反讽性?因此当孩子长到入学年龄后,他们马上就给孩子缝上一个书包,送他去学校读书。但没想到,孩子不仅没有帮助他们,而且还反过来,用语言给了他们一次沉重的打击。王胜利上学第一天带回来的是一长串骂父母的语言,王老炳痛苦地说:“我们白养你了,你还不如瞎了、聋了、哑了的好。”王胜利知道他学的歌谣是骂自己的父母时也慌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结局是:“从此,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什么两样。”东西在这里也就把他对语言的忧思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和语言是与生俱来就纠缠在一起的关系,人存在于语言之中,人从出生后就被语言牵着鼻子走。人和语言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凭借语言建构人类的世界,人凭借语言粘合起社会疏而不漏的结构,但是语言又凭借其强大的力量左右人的思维、掌控人的命运。作家与语言又有着特别的关系。作家对语言的认识也会有着特别之处。语言对于作家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从这个窗口看过去,我们会对世界和人性有着不一样的发现。语言更是一条通往哲学的道路。其实在阅读一些文学作品时,常常会获得作家们在这方面的发现。我觉得把评论的目光注视在作家对语言的哲学思考和思想发现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原载《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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