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6月3日，卡夫卡进入弥留状态。

身体的剧痛让他对医生提出这样的要求：“请杀死我，否则您就是凶手。”他把那些管子扔到地上，医生刚要去捡，卡夫卡又说：“别走开！”

医生答：“好，我不走开。”

“可我却要走了。”这是卡夫卡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弗兰茨·卡天卡，生于1883年，死于1924年，法学博士，工伤保险公司员工、作家，终身未婚，死于肺痨，享年41岁。这就是卡夫卡简单的一生。

去世之时，卡夫卡是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而一百年后，卡夫卡之名在全世界已是人尽皆知。这要感谢他的好友布罗德，卡夫卡临终前请求布罗德将他的剩余手稿全部付之一炬，但布罗德选择在随后的时光不断整理、加工、出版和推广他的作品。

英国诗人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壹

为什么说是“现代人的困境”？许多从未读过卡夫卡的读者，对他的名作《变形记》的开头可能也不陌生：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驱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写于1912年的《变形记》，一直以来被誉为卡夫卡最为出色的中篇小说，也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主角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每天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辛苦奔波。当他发现自己变成甲虫之后，开始家人们对于他还十分同情。但久而久之，同情渐渐变为了恐慌、厌恶和憎恨。终于在一天夜里，格里高尔孤独地离开了人世，而如释重负的家人们准备外出郊游，以庆祝新生活开始的一天。

在卡夫卡之前，并不是没有作家写过荒诞，但卡夫卡的荒诞更加自然、更加真实也更加平静而恐怖：格里高尔醒来变成甲虫，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怎么恢复人形，而是今天应该怎么去上班。从家人到老板，所有人对他变成甲虫都没有表现出质疑，习以为常的表象背后是一种隐含的理所当然：从格里高尔到甲虫，就像从白天到夜晚那样不足为奇。

拼命工作的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那工作对于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格里高尔爬进客厅试图与家人沟通，然而却被父亲一苹果砸在背上……种种回归人的努力与挣扎都以失败告终，反抗的徒劳到最后只能归于死亡这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结局。

从格里高尔到《审判》中的约瑟夫·K，从《判决》中的儿子到《城堡》中的K，卡夫卡众多代表作中的主角统统以死为终结，而世界一如既往甚至更和谐了——这才是荒诞中的荒诞。

“卡夫卡式”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末，如今已成为离奇、复杂、梦魇一般且不合逻辑的诸种情形的标签，而核心意蕴皆为荒诞。与詹姆斯·乔伊斯等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晦涩小说不同，卡夫卡的作品总体上故事清晰，也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当今的社交媒体上，卡夫卡更是最受欢迎的文学明星之一，生前不善交际的卡夫卡，死后却似拥有越来越多的粉丝。

被追捧或者也在情理之中：一百年前卡夫卡的诸多烦恼如原生家庭、被工作折磨和恐婚恐育，一百年后依然是众多年轻一代的烦恼。敏感的卡夫卡，一生困于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中无法自拔。他一边憎恶强势父亲带给他的恐惧和挫败感，一边又极度渴望得到来自父亲的认同。他一边写下三万余字的《致父亲的信》，一边又懦弱到不敢把信交给父亲，即便父亲其实从小到大从未打过他。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约1890年时

至于上班，卡夫卡则哀叹到：“我忍受了五年办公室生活，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到晚上七点、七点半、八点、八点半……天啊！我站在通往办公室的狭长走廊上，每天早上被绝望侵袭。”类似的表达，在当今屏蔽上级和同事的朋友圈或小红书上随处可见。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又统统以悔婚告终。他对此的公开表达，是对婚姻生活影响写作的担忧；但从其内心深处，不难发现其对与另一个人共同组建家庭的恐惧。

或许这正是卡夫卡在离世一百年后仍受推崇的原因：20世纪初的那些由工业化社会带来的特征，时至今日仍然有迹可循。而看似忧郁、内向、懦弱甚至神经过敏的卡夫卡，则无异于早就看清了前路的先知。

贰

卡夫卡的正式职业是保险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写作只在他的闲暇时间进行，所以他只是一名并不以写作为生的业余作家——但又是视写作如命的业余作家。他曾经自述过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在地窖一样的处境中沉思冥想、奋笔疾书：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正因为是业余作家，因此卡夫卡既从不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扬名立万，也没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作品换取收入或荣誉，更无意去迎合任何时下流行的文学思潮、流派或者主义——因此也就不必看评论家和大众读者的眼色行事。他唯一听从的就是自己的内心，他写作是因为他必须写作，并没有写作之外的任何理由，因而超越了功利考量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一个真正纯粹的作家而令后世的诸多作家们赞叹拜服。

卡夫卡的画作手稿

在萨特沉思人对世界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的《恶心》（1938）中、在加缪所塑造的行为惊世骇俗的莫尔索所代表的《局外人》（1942）中，卡夫卡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们视为同仁；

在博尔赫斯现实与虚构交错的《环形废墟》（1944）中、在贝克特梦呓般对白所希冀到来却永远都是进行时的《等待戈多》（1953）中，卡夫卡被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视为先驱；

在约瑟夫·海勒“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中，卡夫卡被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色幽默派奉为典范；在马尔克斯的成名作《百年孤独》这部拉美文学爆炸及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中，卡夫卡的幻影更是随处可见。

当代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契诃夫之后的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契诃夫式的，一类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式的。”村上春树因为太爱卡夫卡，直接写了一部《海边的卡夫卡》，以同名主角来致敬。

《海边的卡夫卡》，村上春树 著

叁

卡夫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影响深刻。屡次成为诺奖大热提名人选的残雪，在《卡夫卡的事业》一文中回忆，当她还是一个刚刚做了母亲的家庭妇女时，偶然读起了卡夫卡的小说，这一下意识的举动“从此改变了我对整个文学的看法”。而余华则说卡夫卡解放了他，“卡夫卡写作时真是自由自在，他想让那匹马存在，那匹马就存在，他想让马消失，马就没了，他根本不做任何铺垫，我突然发现写小说可以这样自由。”此外如格非、北村等，也都以卡夫卡为知音或导师。

中国作家迷恋卡夫卡，或者与卡夫卡所具有的跨文化的气质有关；但卡夫卡迷恋中国文化，就未必尽人皆知。在他与未婚妻菲利丝的书信、与忘年交古斯塔夫·雅诺施的谈话录和布罗德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卡夫卡的中国情结。

与雅诺施交往时，卡夫卡向其展示了他所研读的《论语》《中庸》《道德经》《庄子》《列子》等中国经典的德文译本，并表示自己深入研究道家学说已经很久；布罗德记得，卡夫卡曾“以无与伦比的亲昵之情，背诵了杜甫致李白的一首诗（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出自《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在给菲利丝的信中，卡夫卡不但讲述了他对清代文人袁枚的钟爱，更一度直言“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夏可君 著

卡夫卡的中国情结，既来自于歌德等德国先贤的影响，也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1917年染上结核之后，面临死亡的威胁，卡夫卡迫切需要从中西方文化中找寻可供寄托生死问题的精神支撑，而他所寻得的答案是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文化。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和布莱希特的对话》一文中，甚至虚构了一段老子和卡夫卡的对话。

人类的悲欢或许并不相通，但天才的悟性大体趋于一致。两千多年前，庄子在《齐物论》中说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却不知道是庄子化蝶还是蝶化庄子。两千多年后，格里高尔活生生地变成了甲虫——虽然都是昆虫，但从蝴蝶到甲虫究竟发生了什么，卡夫卡的小说里都有。